刘洪波
手机打车应用在深圳被叫停了，这是不意外的。此前，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南京等地都曾叫停了这类应用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其它城市的叫停是叫停软件的加价功能，深圳的叫停是勒令出租车司机将软件删除。
广州会如何虽然暂时不清楚，但看趋势也可能随大流。在中国的各个城市，出租车管理都像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，充分显示了政府直接管理市场的各种怪状。就像政府管理日常用品，才华高得可以管得连火柴、香烟和白糖都要凭证供应一样，政府管理出租车，也管得每个城市都出现打车难。
为什么打车难呢？因为这个行业实行严格的数量控制，有的城市能控制到二十年不增加车辆。例如郑州，媒体报道出租车二十年不增一辆，管理机关义正辞严地驳斥“报道不实”，说二十年间增加了一辆。为什么出租车数量要严格控制呢？因为可以出售运营许可证，这样，许可证发放就既是政府计划外收入的来源，又可以使掌管许可证的部门拥有寻租空间；既可以使吊销许可成为管理的法宝，又可以使吊销不吊销许可成为两可的实权。
许可证控制的好处还有很多，例如因为发放许可证，可以让市民因为能够为有车可搭而感谢政府体恤民情，又可以在黑车不可避免地出现后频频打击以示工作繁重，这同时也算是维护了出租车行业的利益。此外，市民打不到车，可以使出租车管理显得更加重要，很多部门一旦设立，其使命就不是把事情做得无懈可击，而是让事情保持必要的混乱程度，以使部门显得一天也离开不得，而且必须配置更大的权力。随时可以上街查车，既有威严又可以称之为维持市民利益。总而言之，许可证管理对权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
手机上出现打车软件应用，很正常，手机上的应用太多了，哪样的应用都有。打车软件迅速火爆，却不是正常事情；或者可以换句话说，只有在打车成为大问题的情况下才正常。中国城市的出租车都实行购买许可证的管理方式，许多城市都打车困难，这就是打车软件异常火爆的原因。
我所在的城市，因为出租车太俏，以至于拒载、绕路、拼车等等，都成了家常便饭，乘客因搭乘距离不合司机的意，而遭到司机的一路的抱怨，也随时有之。出租车司机也怨声不绝，说交租重，工作累，黑车又多。
这都是拜出租车严格管理之所赐。管理者像是市民和出租车司机利益的照应者，市民和司机却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管理部门在缓解和消除打车难上有什么有效办法，实在很少看到。无非是打击拒载、规范经营等等，并不能缓解出租车数量不足造成的紧张，增加出租车呢，又势将摊薄出租车的收益，从而无法面对出钱购买了许可的出租车行业。广州又推出了电召，通过统一平台电话招车，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，高峰时节司机们都在就近拉客，凭你怎么招，也招不到。
管理部门虽然解决打车难没有什么招法，但在叫停打车软件上，却是有办法的。打车软件之所以成了“打车神器”，实话说，与其说是一般性地互通了需求与供给间的信息，不如说是因为乘客表示自愿加价而购买到了更多的打车机会。许多地方叫停打车软件的加价功能，就足以使“神器”的神性丧失大半。
“打车神器”同样无法解决打车难问题，所以长期火爆下去，不过是使法定价格变成加价的底数，最终导致乘客不能以法定价格打到出租车。但即使导致这样的恶果，根本原因仍然不在于打车软件，而在于奇异的出租车许可证管理导致的打车困难。深圳出租车管理方不止于叫停软件加价，而且勒令卸载软件。这是齐根上的叫停，连不加价的手机叫车一并禁止。
一个出租车管理部门，有什么权力管理司机的手机安装什么软件呢？就算是你要规定，又有什么合法手段检查司机的手机呢？但在中国，什么是权力，权力就是一旦铁了心，法律可以不在话下的主儿。这就是深圳出租车管理方勒令司机删除手机软件的原因，它一点也不觉得异样，不觉得它无权检查司机的手机。加价不加价不论，甚至使用不使用不论，只要安装了某个软件，就视为违规，而违规，它查处起来确实是有办法的。
为了免除强奸，应当割除器官，这是古代笑话。为了避免违规加价，必须删除打车软件，这是现代治理。
(作者为著名杂文家)
